埃及考古学家十2005120813:35:20
1922年10月13日星期五
关于阿托姆哈杜古墓位置的证据：在古物管理局的空闲时间给了机会，可以让我提出一个暗含深意的问题：怎么才能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古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提起几年前的事情，当我刚开始成为埃及考古学者的时候，或多或少受到了雨果·圣约翰·马洛维的影响。要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疯狂的杀戮中倒下，他早已是我们不景气的考古行业中声名显赫的成员之一。
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之前，我们都是年轻的军官，在埃及为我们伟大的目标共同努力，并肩作战（在我去参加博斯普鲁斯海峡战役的战斗之前）。我们曾一起就读于牛津大学，雨果·马洛维和我都会说一口流利的现代阿拉伯语，也都熟悉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我们的语言天赋受到了皇家陆军的重视，结果就顺理成章地被派遣到了近东战区。由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专长，我们驻扎在开罗郊区的一个营地内，专门负责审问犯人（有时，可疑的阿拉伯部落男子会持有德国或土耳其武器或文件）和反谍报任务（试图说服那些阿拉伯部落男子拿起土耳其武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知道现在说一战时的事情并不时髦，但那时却是我度过的最美妙的一段时光，直到我接到命令去给澳纽军团当顾问。在去任职的途中，我与土耳其人交了火，并在加里波里中弹负伤。在那次英勇负伤之前的几个月里，马洛维和我在驻地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只要我们能够拿到通行证，我们就会利用这段时间穿行在埃及的沙漠里；而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去结识仍在刻苦钻研的考古行家，即使当今世界正在遭受战争的摧残，但他们仍在不断揭开历史之谜。
我和马洛维骑着摩托度过了惬意自由的时光（我们享受的自由远不止你所能想象得到的，说实话，战争很少光顾这里），我们找到正当的理由去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甚至利用几天的时间去南部旅行，参观帝王谷和在德尔哈巴里的阿谢普苏神庙——所有这些都是我孩提时甚至是大学时期梦寐以求的地方，它们突然之间在我眼前变为了现实。从一个人性格的第一块基石被固定并加以巩固的那一刻开始就渴望某种东西，只是因为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比其它任何东西都美丽，而使一个人真心渴望得到它，钻研和驾驭它，花费多年心血去追求，然而在突然之间，在一场毫无意义的现代战争的调解阶段，它却赤裸裸地展现在你的面前，而你则会既震惊又狂喜地认识到，原来多年研究所学到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点点皮毛而已。但是，你所顶礼膜拜的发光体是如此辽阔无边，一个人也许要贡献自己甚至是全部生命来感知其深度并让自己与其合为一体，使它感觉到爱和他的存在，让它知道一个人将永远不会体味到它所蕴藏的甚至微小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是我在这片乐土上为国王和国家效力的前几个月里的深切感受。
在有军事任务时，我和马洛维不能离开驻地游走在金字塔、巨像、悬崖古墓和庙宇之间；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在帐篷和办公室里——像我们在牛津大学时所做的一样——继续探索埃及历史的洞穴。为了全世界的认知与探索，我们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走入了黑暗之地，但我们俩却全然不知。附加说明的问号是要追踪的日期和参考文献，看到这些地方，就像复仇的眼镜蛇张开大嘴吞噬对于一切必然性的曲解和疏忽——比如，“阿托姆哈杜（？）于公元前1650年左右（？）统治（？）着第十三王朝末期（？），他是这一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学者必须尽其所能确定仍受争议的国王和王后的大体轮廓。这些曾经伟大的男人和女人靠着最后一丝希望（他们名字中一半是在他们假定死亡1000年之后才写在一张易碎的草制纸上）才获得现在来之不易的不朽。历史学家和挖掘者们正在努力建造一座由有根据的猜想构成的根基不牢固的大桥，让那些几乎消失了的英雄们跨越时间的鸿沟再次出现。
在牛津时，我和马洛维经常取笑那些不计后果的历史学家们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过于自由地培植古草制纸，而且很有爱心地将他们幻想的结果编入历史年代表，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被传说中的第十三王朝的英雄——诗人——国王阿托姆哈杜的不确定性光环所吸引。我们彻夜在贝列尔学院低年级的普通宿舍里钻研前两个阿托姆哈杜片段的图像或绘制的复制品。我们会争论各种可能性，按时间年代顺序上的种种暗示制表，翻译出诗文的隐含意思，当然最后要嘲笑早前的两个译者：含糊其辞的哈里曼和以华丽词藻诱人的瓦萨尔。
我的读者，你能理解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探险者的内心世界吗？请不要顾及我的童年时代，尽管我深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我的家庭安逸，但真的与此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我的热情并理解我如何开始去探索阿托姆哈杜古墓，请你特别留意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光。现在看来，那些充满热情去追求学术的时光影响了我，塑造了我。他们给予我历史的厚重感和立体感。在牛津的冬天，当黎明时分一丝微弱的光线悄悄透过窗户玻璃时，马洛维和我——从19岁、20岁到21岁——一直对古埃及的神秘之谜争论不休，尤其是关于阿托姆哈杜古墓的种种可能。我们近乎疯狂的争论严肃而不僵化，就像是场接力赛，时刻准备互相传递带着疑问的接力棒，然后在赛场上全力奔跑去点亮证据的隐隙，也就是各种可能性背后被忽视的隐蔽处。如果他确实存在，因为他的名字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现的国王名单上尚未有最终定论（捉弄人的是，这个名单并不完整），那么阿托姆哈杜究竟符合哪个历史年代呢？
在那段日子里，你可能毫不费力地就能亲眼见到更多的东西，某个声音的出现，这个行业的红色黎明。马洛维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只是简单地用语言或是手写象形文字记忆知识，他有一种在古墓深处的驾驭能力，就像人们看到在战场上的精英部队有意识、有能力控制战场上的形势一样。即使你让他们注意到自己的力量，这样的人也不会相信，他们不明白你的意思，甚至他们好像根本不在乎。但对于其他人，那些不断奋斗的人，不管他们怎样练习技术和积累经验，总会感觉少了些什么。无论自己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他们还是缺少潜意识，缺少怀疑和烦恼，缺少去发现可能性的某种能力，更加缺少彻底完成任务的态度，这些是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的。当真正的大师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小人物，即使是熟练工人，也会对困难与挫折不以为然。
在牛津就读期间，我和马洛维（在克莱蒙特·“我怀疑”·韦克斯勒那商标式的怀疑主义的影响下）仍对阿托姆哈杜是否存在的问题持不可知论观点。毋庸置疑，两个关于阿托姆哈杜的片断——片断A由F·莱特·哈里曼在《尼罗河上的雅典》中翻译并公开发表，片断B是由让米歇尔·瓦萨尔在《国王的情人》中翻译并发表——是被单独发现的，但它们的内容是重叠的，因为是从同一原版本上拷贝下来的。人们容易受到诱惑并同意哈里曼和瓦萨尔的观点，他们说在一些诗文里提到的“国王”，叙述者——诗人——故事的主角“阿托姆哈杜”，事实上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文学上虚构的。但我们并不是“阿托姆哈杜”的狂热分子。我们认为这只可能是两种可能中的一种——要么阿托姆哈杜是真实存在的，要么他是复仇小说里的虚构人物，是属于第二个中王国时期被驱逐者的创作，是那些被驱逐者、奴隶、异教徒或者怀乡者传说中的英雄，这些人梦想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征服者，至少也是一个为逝去的辉煌岁月战死沙场的勇士，就像托马斯·马洛里爵士想象的亚瑟王一样。这个阿托姆哈杜有他吸引人的地方，让人陶醉的吸引力：他自大、好色、鲁莽、残暴，骄傲地随意创造他想象的世界，并按他神圣的旨意控制世界。他那个不俗而有趣的名字（阿托姆哈杜！）及形成此名的象形文字（参考卷首插画）的确使我和马洛维浮想联翩，但我们都不是（因为《古埃及的欲望与欺骗》的跛脚评论家是这样称呼我的）“痴心妄想的空想家、无以言喻的梦想家和分散学者注意力并且自甘堕落的业余爱好者。”
1856年召集，被认为是阿托姆哈杜的《训诫》的片断A刚刚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而那张灰白色的草制纸碎片是在F·莱特·哈里曼“纯洁”的双手上发现的。作为一个曾与母亲一起探险埃及并受过不完整宗教训练的苏格兰单身汉，人们在说起哈里曼时总是要从他的腰带开始，这个精致的物件把他短小的身材和比例完美的臀部做了很好的处理，并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赢得了很多雅号。
哈里曼——像许多渴望达到不朽的人一样——被子孙热情地拥抱，他们是因为某种东西才这样做的，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在埃及寻找玛丽亚、圣约瑟和耶稣逃亡时寄居点的证据的事业上。他在格拉斯哥的家里曾写过一首短诗，混杂着强烈的苏格兰宗教色彩，并带有苍白的讽刺意味：
无神论，我猜，也是一种信仰这就需要信徒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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