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也好，忠烈也罢，打了几个月的长城会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此战日军死伤四万有余，但成功的得到了热河省，可以阻隔关内各部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支援，可以安心地在东北建设他们的“皇道乐土”了。当然前提是打着溥仪“满洲国”的旗号而已。至于实际的情形嘛，那个溥仪还不就是个傀儡？关东军司令就是他的太上皇了，也不嫌憋屈！鬼子也知道现在长城一线支那云集了将近五十万大军，现在实在不是惹事的时候！于是，断断续续地将第八师团那些站都站不起来的士兵有车拉马驮的运回了热河，就此在热河沿线安排守卫。
不过，日军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和蒙古的德王（察哈尔地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搭上了线。满洲事变之后德王与日本军方面连络，与云王（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亲王）等王公于1933年组织内蒙古王公会议，并且向国民政府要求自治。为了争取这帮梦想着重现大蒙古辉煌的成吉思汗子孙不向日本人靠拢，国民政府在几次派特使劝慰安抚后，终于在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而其实，这帮阴谋分裂中国的黑心王公们早就开始在日军特务的唆使下，接受日军武装，组建了大批武装部队。大批的关东军中下级军官充斥其中担任军事教官。并且，在长城会战中就为日军打下手，参与进攻中国军队。有如此的地方势力做内应，日军认为察哈尔的独立那是指日可待的！不过，现在实际还不到，关东军刚吃了败仗，又新死了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于1933年7月得病死去，菱刈隆大将继任），后续部队又没有完全换防到位，当然最主要是国内没钱支持打仗。
日军算是暂时收起了它的爪牙，安生下来在伤口。不过，中国方面却开始闹腾起来了。首先是被边缘化的东北军现在已经是没有了话语权。随着张学良将近一年的留洋考察，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几乎全部被赶出了平津富庶之地。1934年1月，张学良回国，被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家园沦陷，流落异乡的东北军士气低落、军无斗志，日渐呈现衰落离析的状态暂且不表。空出来的华北地盘那可是对各方多是极大的诱惑！有枪有地盘才有军队，有实力。这可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谁多懂得！
就在大家一致谋算着自己能捞到多少地盘、多少利益的时候，公认第一头功的保安军却宣布挥军南下休整，没有提出一丝一毫的要求。这样，原本的以为已经姓李的北平又空了出来，这更加刺激了各方的心思。傅作义得李义奖励的200万大洋、若干武器装备后，他也懒得和各方争夺，自己先带着他35军回老巢绥远去了。按说，他参战最晚，不应该得到这多的奖励。不过，李义有附加条件，那就是要他时刻密切注意蒙古那几个反骨王公的动向。必要的时候放开手狠狠地揍！要打得他们不敢在动分裂的心思为止！老傅倒是痛快地答应了！
保安军让出了平津，商震、宋哲元乃至孙殿英都盯上了这地盘，当然，更有老蒋的中央军17军在一边虎视眈眈，大家都不肯让步。没办法，官司还得老蒋来解决。顾及面子，他将17军放到了河北，驻扎省会保定；孙殿英被安排到宁夏一带；29军现在功劳最大、名声最响，所以就分到了北平、天津一带。当然，察哈尔还是名义上29军的，实际上现在察哈尔是大部冯玉祥的察哈尔同盟军占着，省会张家口成了人家的司令部；小部分德王几个在闹独立。29军是老首长不好得罪，蒙古人的钱财税收一分也别想收到！没办法，人家现在部队扩充、势力长大，老蒋还指着他29军守长城哩！所以，只得安抚有加！至于其他小的部队嘛，那就随手安排了完事。
李义对国民政府的这种养军模式那是十分的不认同。军队乃是国家的护卫，理应由国家统一编练、供给，如现在这般给块地方的做法，那不就是再次培养出一个个新的军阀出来么？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全国各地多是这样！老蒋拥有中央军就被视作最大的军阀，李义掌握保安军，那也是当仁不让的二号军阀。民国特色啊！就是这么一个使人睁不开眼的现实！
安顿了北方，老蒋的心思就全部扑到了他的中心点上去了！那就是从1933年五月开始的，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准备对zhong艳g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老蒋充分接受了前面四次失败的教训，在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建议下，蒋介石确立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相结合的战略和以守为攻、合围之法的战术，在苏区周围广筑碉堡，缓步推进，从经济上慢慢困死红区。从而达到最后军事上的胜利！这种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缓慢合围的战术对于活动地域狭小的红军来说是相当致命的。尤其是实行的经济封锁策略，更加使得苏区生活艰难、物资匮乏！形式不是一般的危急！
而此时的zhong艳g苏区也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主力红军扩大到三个军团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统治地域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各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得到了老百姓广泛的支持。按说完全可以精心策划，打破围剿。不过，此时ZG临时zhong艳g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已经上位，此时他可是王明冒险主义忠实的代理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当政，1933年4月，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受批判，并被撤职。中央根据地的创始人MZD也被剥夺军权，仅担任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被排除出了决策圈子！
这帮理论专家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任何退缩和避让都是可耻的！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要坚决贯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没办法，人家是理论家又不是军事家！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到达zhong艳g苏区，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这个不懂中国国情的达瓦尼奇（俄语：同志）估计能有个团营长的水平，固执要求红军出击攻打国军阵地、以攻对攻，搞短促出击、阵地反攻。红军连机关枪都没有几挺，更不用说炮了，就这么以血肉之躯对抗攻坚，如何能奏效？于是，接连的攻击失利，部队巨大的伤亡减员严重地消耗了红军的力量！就这样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能及时抓住时机予敌重歼，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陷入了被动。
更为离谱的是面对强敌压境，还将有限的红军主力分兵两路，一路忙着不断抵抗，一路转悠着期望创造机会攻抚州、南昌等大城市的条件。结果，抵抗的那部分红3军团、红19师打得十分疲劳，而由红1军团、红14师为主的zhong艳g部分置于无用地位。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使红一方面军既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又失去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与此同时，苏区还在不间断地大规模开展“肃反”运动、激烈的查田运动。“肃反”运动那主要是在苏区机关、红军队伍中开展的，目标就是机关干部、各级指挥员和中下级骨干。从1930年开始的“肃反”运动愈演愈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很大损失。江西瑞金苏区“肃反”虽然是最早开始的，但由于集中了大量的元老级党政领导监督着，加上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斗争，解救了许多干部、战士免遭毒手；而在湘鄂西（洪湖）苏区，夏曦被中央任命为湘鄂西zhong艳g分局书记。他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几年内使红三军（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四千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最严重的是鄂豫皖与川陕苏区的“肃反”。在当年的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肃反”中，搞牵连串供，搞刑讯供。愈演愈烈的“肃反”中，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高敬亭、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文学家矛盾之弟）、红12师师长许继慎（黄埔一期生）及一大批红四方面军中高级将领被杀，大大削弱了部队实力。此外，陕甘苏区的“肃反”中，刘志丹这个创始人都被关押，差点被杀！“肃反”斗争严重削弱了苏区的领导力量和红军战斗力，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具有相当的影响！而“查田运动”则是完全清查地主、富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给农民。地主不分田，富农则分较坏的劳动份地。如此一来，不光打击了地主，富农也被推到了对立面！于是，怀恨在心的地主、富农等到国军来了，马上带路的有了，报信的也有了，红军部队的情报大量外泄，能不失败吗？这些都是血的教训，对年轻的共产党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后来到了陕北，以MZD为首的领导层就充分注意了这点：整风，那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政府采用民主人士张鼎臣的建议，“三三制”原则。土改也是立足改造地主，兼顾团结富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本来九月底，红军还有一次机会！被安置在粤北的蔡廷锴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响应中共“共同抗日三条件”，与红军休战，紧跟着发动了反蒋运动。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时，十九路军是唯一能和红军主力打成平手的国军部队，战力强悍。双方完全可以联手对付zhong艳g军，打破围剿。可博古为首的高层心存疑虑，反应平淡，认为那是反动派的狗咬狗，不与合作！再次痛失机会，任由蒋介石放手解决了19路军！终至zhong艳g苏区被四面围死，红军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走上长征的漫漫征途！
同室戈，内斗消耗！悲哀啊！李义一声长叹！
此时，又发生一个搞笑的事。1933年8月，全国各界慰劳在东北抗日的将领马占山，捐款达2千万元，而马占山在上海公布仅收到171万元。那钱到哪里去了？简直就是笑话！连支援抗日的钱都敢动，简直是丧心病狂！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1933年3月，在上海活动的后世大将陈赓被军统特务抓获。但是，面对这个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戴笠课不敢就这么把他给处决了！要知道，当年人家那可是蒋校长的爱徒，曾救过老蒋的性命的！于是，随后就将陈赓由上海解往南昌。正在南昌指挥对zhong艳g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亲自用高官厚禄进行劝降。陈赓大义凛然，严词拒绝。经中共和宋庆龄等营救，脱险后到中央苏区，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