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尘埃落定，老蒋风光无限，拔剑四顾心茫然，目标也就是咄咄人的小日本了！此时的华北日益的风声鹤唳了。日本自从“2.26”少壮军人发动兵变以来，军国主义分子已经完全上位，把持了国家大权，绑架了整个大和民族！1937年5月，在元老西园寺的推荐下，不到五十岁的近卫文磨正式组阁，出任首相，受外界热捧，被称之为“青年内阁”。完全就是顺从着军部、参谋本部的年轻军官们的调子在做事。关东军司令官此时换上了植田谦吉大将（陆大第21期），而参谋长由热血军官东条英机中将（陆大第27期）接任。植田和东条都是武士道精神十足，极力主张“对华一击”论的支持者。不夸张的说，此时的日本要么发动大规模的对外侵略，要么就要承受青壮军官起来爆发全国性的内乱！所有理智的、坚持缓进的人士集体失声，谁也不敢触那些横着脚走路的“愤青”们的霉头！
面对邻居的日益威胁、鼓嘈，倍感危机的中国各界自然也不甘沉沦、屈服！从平津、华北而起的学生要求抗日爱过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影响到全社会个阶层。经过西安事变的催化，终于见到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抗强敌的曙光！难得的是，不光是国民党中央，现在连同各地方军阀，乃至中共都团结到了一起，组成了举国一致的最强大合力！中国由希望了！中国不会亡了！
心情大好的老蒋，在五届三中全会后，特地召集汪精卫、孔祥熙、李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宋子文、蒋百里、唐生智、戴笠等人在南京汤山温泉举行一个务虚会。既然是务虚会，那么会议采取自由发言、畅谈无忌的形式展开讨论。议题就是一个，对日作战该如何进行，我们该做怎样的准备？会议要求所议涉及的方方面面：陆海空军、资源委员会、军工署、工业委员会、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等各个部门必须派干员携带详尽资料备大会咨询。最终目标形成会议记录，作为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的指导性意见！这个点子当然是李义出的，地点也是李义选择指定的。关于会议的形式也是李义这个后世之人提出的“务虚”。大家轻松愉快地集思广益，谈笑中就能指点出抗战的雏形！
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先是与会的大员各自草拟一个方案，可以私下交流讨论。各部委的干员们集中等候在一边，随时备咨询。时间三至五天；接着就是大家开会讨论，拿出各自的方案会上交流，相互形成补充。会议时间暂定五天；第三个阶段乃是成文阶段，由蒋百里主持，白崇禧、陈诚、唐生智协助，拿出一个指导性的会议决议来！
全面抗战，那是牵扯中日两国各个方方面面、千头万绪的宏大事件。出于对国事的负责任，与会的大员们那可是人人重视，拿出浑身的解数来拟定方案。为了全面兼顾，几乎每个大员身边都聚集了几十上百人的参谋班子。离谱的保安军总司令李义不光集中了六十多人的参谋队伍分项目论证，还弄了十多个美国、德国顾问参与其中。最后，因为其方案的全面、细致，会议决定以其方案做底本，结合其他大员的补充修改定型。蒋百里、白崇禧两个被李义拖着几乎天天吃住在一起，好在这家伙有钱，能变着法的招待两人，这才打消了他们的怨气！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形势变化，在“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指导下，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了。
首先一个就是抗战思想文化层面的准备。这个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逐步改变清没以来“以日为师”、“日中友善”的认识，从具体事实中揭露日本人贪得无厌、凶残成性的本性。教育国民提高警惕、全面戒备日本这个东方小霸王的侵略野心。
“济南惨案”后，蒋介石萌生了仇日雪耻的思想。事后他对此耿耿于怀，如鲠在喉。他在给南京中央军校师生讲述惨案经过时仍悲愤填膺，指出：“凡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国防教育明显加强。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注重激发民族意识的爱国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日本人露出了它尖利的毒牙和魔爪！南京国民政府认识到，“日本现在强占了我们东三省，第二步一定就要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就是他们最近不进占，迟早总是不满的！”所以在猛烈“剿共”以“安内”的同时，也开始悄然进行国防建设，并对全国进行抗战的精神动员。1934年3月，蒋介石在对陆军大学学员训话时强调：“我们弱国要抵抗强国，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我们的国民尤其是军人的精神和人格。”在军队里进行精神动员与训练。同时为抗战准备而进行改革教育，“中华民国之教育”，应以“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民国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在文艺宣传上也强化为抗战准备。1933年通过的《文艺创作奖励条例》，强调非“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者；激励民族意识者”，不得评奖。当然，在李义的强调下，早在上海“一.二八”就开始了文物迁运的准备。为抢救国宝，延存国命，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奉行政院核准主持文物南迁，在1933年先后五批分运京沪。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寇祸华深急。民族危机，威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加上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蒋抗日”直至“联蒋抗日”策略的转变，这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逐步调整“安内攘外”的方针，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抗战准备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时，他曾私下向人透露：“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作抗日运动。”日本参谋部人员向上司报告时也认为：“蒋介石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在具体施行上，国民政府更加紧对军人和学生的军事教育与国防教育。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所拟《军事时期全国学校动员准备概要》及有关文件，也提出了学校应作随时迁移之准备的要求。文化事业以唤起民族意识、保存民族美德、提倡积极人生为主要目标，构筑精神国防。面对先进、强大的日本军队，大力宣传全民族要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提出要以国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党历史与国民革命精神来教育国民，对抗喧嚣尘上的疯狂武士道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是一个渐进过程：“济南惨案”后开始酝酿，“九一八事变”后循次启动，“华北事变”后全面展开。
在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教育的引导下，结合1928年以来的日军暴行，抗战教育，功效斐然。成功地让中国各阶层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和凶残本性。认识到抗日战争乃是事关我民族生存、亡国灭种的巨大事业，值得全民族为之杀身成仁，抛头颅、撒热血！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从精神上、文化上、人才上、干部上以及坚忍耐久承受力上做了彻底的准备！
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乃是卫家国、求生存的正义战争。而日本人的侵略是以掠夺、奴役为目的的强盗行径，其不正义性注定了其失道寡助，必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