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我的文艺时代  第506章 谁他娘的教你这么写小说的?

类别: 都市 | 娱乐明星 | 1980我的文艺时代   作者:坐望敬亭  书名:1980我的文艺时代  更新时间:2023-07-03
 
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是林为民上任国文社总编辑后烧的第一把火,获得了社长和书记的支持,推行起来并无压力。

他计划在三月份在全社推广,一、二月份两个月时间里则是先在《当代》编辑部做试点,给社里同事们一个心理准备和适应的过程。

《当代》是林为民在国文社起家的地方,人头熟、气氛融洽,是个当试验田的绝佳场所。

文件宣贯以后,《当代》编辑部便成了国文社很多同事光顾最多的地方,大家都想来看看,实行的绩效考核制度的编辑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来看西洋景的人注定要失望,除了办公室墙上多了贴了几张规章制度和图表,大家的工作还跟往常一样,并无什么不同。

大家失望而归,少不得对即将落实的政策嘀嘀咕咕。

社里的年轻人们,基本都对这次的政策持支持态度,社里推行绩效考核制度,受益最大的应该是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干活的编辑,以前社里的这些年轻人因为地位的关系,或主动、或被动的都必须加倍的努力工作,但有些时候工作干完了,荣誉却跟他没什么关系,更别提多劳多得。

中年人们对政策的态度比较淡然,这群人已经是社里的中坚力量,工资、待遇不算差,绩效考核对他们有些加成,但总体没有给予他们多少利益上的倾斜,当然了,也没有什么触动,大家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在老同志群体当中,这次的政策引起的反响就热闹多了。

有觉悟高的老同志对林为民的锐意进取表示支持,有些安分守己的老同志觉得林为民纯粹是在瞎折腾,还有一部分老同志觉得林为民这就是在针对他们。

觉得林为民在针对他们的老同志人数并不多,这群人的感觉也没错,林为民确实是在针对他们。

这些人能力可能有,但喜欢倚老卖老、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的不多,整天拉着年轻人帮他们干活,社里的小年轻深受其害。

林为民没权力开除他们,但斩断他们占便宜的手的权力还是有的。

感受到林为民对于他们赤裸裸的歧视,这群为数不多的老同志,私下里在一起交头接耳,没少说林为民的坏话。

他们还串联着去找领导谈话,主任这级别的肯定不好使,社领导里程早春和林为民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他们便把目光放到了三驾马车之一的周书记身上。

周书记跟程早春、林为民早有默契,面对这群老同志上门喋喋不休,他好茶好烟的招待着,笑呵呵的应对,充分让老同志们感受到了被尊重的感觉。

可老同志们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这老周,不办事啊!

老同志们在领导这里没找到存在感,有些灰心丧气,转头更加猖狂的说起了林为民的坏话,打算以此来败坏他在国文社的名声。

这天贺启智来找林为民沟通绩效考核制度在《当代》编辑部实行之后遇到的几点问题,说完正事之后,贺启智道:“为民,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最近你在社里的口碑可不太好!”

林为民闻言笑了笑,“你见过哪个当领导的口碑好?”

贺启智朝他竖了个大拇指,“不错,当了领导真是不一样,觉悟立马就上来了。”

林为民自然是知道最近关于他的那些流言蜚语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传的越多,越证明他改革的正确性,不把队伍里的害群之马清理出去,队伍怎么能跑得起来?

“不提这个了。”林为民摆摆手,又问道:“这一期《当代》的口碑怎么样?”

1991年第一期《当代》已经上市近半个月时间,作为林为民主持《当代》的最后一期刊物,他自然是关心的。

贺启智道:“口碑相当好,销量也很不错,这一期破220万册应该不成问题,大家对于华的《活着》评价非常高。”

于华的《活着》排了几个月的队,终于在今年的第一期刊物上发表。

作为林为民看好的作品,《活着》享受了头条、大字号、一期发完的待遇,这三项待遇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当代》的一项传统。

得到这样的待遇,对于作家们来说不仅是光荣,更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很有可能在《当代》的推广之下响彻国内文坛,成为千百万读者们热烈追捧的经典之作。

《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白鹿原》……

但凡在《当代》享受过这种待遇的作品,还没有出现过意外。

《活着》发表后的反响也没有辜负编辑部对这部作品的期待,和它的前辈们一样,这部小说在发表后的短时间内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以先锋文学起家的于华,经过这些年的不断磨练,已经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余华早期写先锋小说,善于也乐于剖析人性之恶、之残酷,但在《活着》里面,于华的风格特点发生了转变。

在《活着》当中,厄运多,但恶行少;英雄少,但美德多。

透过《活着》,评论家们和读者们能够清晰的看到于华作为作家的成长。

对于评论家来说,这种成长是令他们欣喜的,中国文坛看起来又要多了一位了不得的大作家。

但对于读者们来说,于华的成长却令他们无比痛苦。

《活着》伴随着《当代》的热卖,在短时间内便拥有了上百万的读者。

雪片一般的读者来信迅速的堆满了编辑部的角落,其中绝大部分来信都提到了《活着》这部小说。

读者们对于《活着》的评价普遍是非常高的,凭心而论,这是部非常好的小说。

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好,却令读者们倍感痛苦。

爹死了,娘死了,老婆死了,女儿死了,儿子死了,女婿死了,外孙死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不是没见过世面,一部文学作品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事,主角遭受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事。

可问题是,你他娘的不能可着一个人祸害啊!

在众多来信当中,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写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声讨小说作者于华。

大家的意见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是谁他娘的教伱这么写小说的?

不过抱怨归抱怨就跟观众爱看苦情剧一样,你剧情越是虐,观众越是爱看而且是边骂边看,看完了之后还得梨花带雨的说一句:写的真他吗好。

读者们的抱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对于于华和《活着》这部小说的肯定。

相比读者们的反应,评论界的反应就要简单多了。

《活着》中所体现的对农民和乡村的认同不同于于华以往的作品,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历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华以福贵的形象展示了他所想要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属于中国乡村文化的哲学。

农民作为苦难的承受者,在命运面前毫无反抗之力,甚至没有任何主动的抗争精神和反抗勇气。

如果按照现代文化的看法,这种对于生活和命运的态度无疑是愚昧落后的体现,但它同样也蕴含了农耕文明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有其产生和生存的深刻原因。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被动的生活逻辑,使得中国的农民阶层能够绵延至今。

《活着》所表达的这种隐忍的生命观,戳中了很多评论家和读者的心。

中国人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民族,‘活着’这个词在汉语语境中是充满了力量的,它的力量不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重量,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也正是这种朴素的,契合中国人历史观、生命观和价值观的风格,才使得《活着》能够获得众多评论家的肯定和无数读者的喜爱。

贺启智的脑子里回想着最近《活着》在文学界和读者群体当中所引发的强烈反响,脸上笑的灿烂,“作品的影响力对于稳定销量确实很有帮助,这次于华的《活着》看起来又是一部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林为民欣慰的点点头“这就好。稿件的质量是刊物赖以生存的根基,谟言的新小说应该写的差不多了,还有二月河的你也想着多问问。”

“好,回头就联系他们。”

“国立文学院这几届学员里有几个好苗子,你们大家想着多关注、多联系。”

林为民在《当代》干了十年刚刚放在那里的工作,总会习惯性的多说两句,他说完之后觉得有些不妥,脸上带着几分歉意,“老贺,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贺启智不在意的笑笑,“我明白。”

等他走后,林为民去到了程早春的办公室,先是跟他聊了聊编辑部绩效考核制度在《当代》编辑部试行半个多月后的效果,然后准备烧一烧他新官上任的第二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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